工業：誰終結了西方工人的美好時代？ - 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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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鎮壓了民主抗議者之后，鄧小平的政策所釋放的大量勞動力導致勞動者隊伍大幅擴張，卻沒有帶來勞動者的聯合。中國借助經濟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資實現的開放，非但沒有讓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而把他們分化了。
這不是馬克思當年設想的革命，而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結果。這位中國人在巡視期間支持深圳等城市推進改革，希望通過向人民提供機會來加強黨的統治。現在幾
25年前，當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出動軍隊鎮壓天安門廣場抗議者時，他們在理論上走的是社會主義道路，遵循無產階級統治的馬克思主義原則。“全無產者，聯合起來！”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8年《共產黨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宣告。
但是，在鎮壓了民主抗議者之后，鄧小平的政策所釋放的大量勞動力導致勞動者隊伍大幅擴張，卻沒有帶來勞動者的聯合。中國借助經濟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資實現的開放，非但沒有讓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而把他們分化了。
這不是馬克思當年設想的革命，而是鄧小平1992年“南巡”的結果。這位中國人在巡視期間支持深圳等城市推進改革，希望通過向人民提供機會來加強黨的統治。現在幾乎沒有中國人紀念1989年6月4日，這個事實既歸因于黨的審查制度，也要歸功于鄧小平的謀略。
正如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在文章中所寫的，鄧小平的政策鼓勵了“自工業革命以來，人們經濟地位上深遠的全球重新洗牌。”全球收入的1%人口（尤其是0.1%的富豪階層）以及數以百萬計的新增工業勞動力，都以不同方式獲益于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的非中產階層（即教育水平低、工作技能有限的制造業及服務業工人）遭遇了薪酬停滯。隨著全球勞動力供應的巨幅增長（1980年到2010年期間全球增加了12億勞動力），他們爭取更薪酬的能力被削弱。
撼動的并不只是鄧小平一人。上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擔任就業記者時，英國的工會實力已被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削弱；撒切爾對國有產業進行私有化，還挫敗了1984-85年的礦工大罷工。私營部門工會人數不斷減少。
20世紀90年代中期，伴隨著政治和經濟劇變，互聯網迅速興起，信息技術快速發展。這一切導致工業自動化，并加大了跨境貿易——企業更容易讓自己的供應鏈延伸至各地。
中國的崛起推翻了阻擋貿易和就業的本已動搖的障礙，打造出一個全球勞動力市場，并推動工業化進程加快。全球約有6.2億人從農田走進工廠，由此擺脫了貧困。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數據，1980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為發達經濟體水平的3%，至2010年已升至20%。
從經濟角度而言，這對中國人民是好事——盡管它加劇了不平等，但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然而，對于發達經濟體的許多工人來說，這就像憑空冒出大量新勞力，這些人愿意拿更低的薪酬，做更長時間的工作。受此沖擊，發達經濟體勞動者的薪酬議價能力再也沒恢復。
“對于作為消費者的個人來說，這種局面棒極了。市場上有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務，更多的選擇，而且一切都變得更便宜。”麥肯錫全球研究院主管詹姆斯•馬尼卡(James Manyika)說，“但那些技能有限的勞動者就慘了。他們曾經受到保護，但現在他們要與那些更便宜，而且可能更熟練的工人去競爭。”
歐美感受到強烈的影響，戰后幾十年歐美勞動者的收入占比為64%，從20世紀80年代這一數字開始下降，如今已減至58%。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一項研究發現，劇烈的下降發生在紡織這類受進口競爭影響大的產業。
通過將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遷至中國等國家，同時把價值的生產產品留在本國，西方公司降低了成本，提了資本回報率。如果將全的工人視作一個整體，這相當于降低了薪酬。
四分之一個世紀后，這種“套利”做法正在趨緩。中國沿海城市工人薪酬已經上漲，使得將生產保留在美國變得更具成本效益。但這并不能保證制造業和產業就業崗位的大量回歸，因為科技進步意味著工廠如今雇傭的工人更少。
根據經合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一項研究，全球勞動力收入占比的下降中，80%是由技術變化和向資本密集型生產的轉變造成的。軟件和信息科技開啟了“創新方面的空前進展”。
從事管理和技術含量工作的人由此得益。1980年美國大學畢業生平均薪酬是中輟學生的1.7倍，到2008年已上升到2.7倍，而且他們將繼續得到更優秀的就業機會。麥肯錫預計到2020年，發展中經濟體將有9500萬人因低技能而失業。
回過頭看，對發達經濟體的無產者來說，美好的時光很可能是從二戰后到20世紀70年代石油危機的那段時期，其間中國人和印度人大多還是貧窮的農民，沒什么競爭。當中國開始貫徹鄧小平的計劃時，這個美好的時代就走向終點了。
傅義(Ezra Vogel)在他的《鄧小平傳》中寫道：“今天，數億中國人過著遠比1989年時更舒服的生活。”與此同時，發達經濟體數以百萬計的雇員的“飯碗”更不牢靠。這是一場勞動者的革命，但不是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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