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業：霧霾防治與第三次工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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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我國制造業收入過90萬億元，占全球總量的五分之一，。但“五三低”的落后生產方式（投入、速度、能耗、排放、污染，低產出、低效益、低科技含量）不僅對節能減排“十二五”目標形成了巨大壓力，也造成了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降低了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和能力，制約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力度和速度。迄今為止，中國技術產業僅占制造業比重的12.5%，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達50%。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4年《經濟藍皮書》也指出，中國很多行業的端環節
不久前北京市與中央簽訂責任書，承諾到2017年大氣污染得到改善，其中治理PM2.5投入將達7600億元。河北省也立下軍令狀，鋼鐵產能新增1噸就地免職。究其原因，是產能過剩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加重了環境壓力。據有關部委披露，當前節能減排的形勢相當嚴峻，單位GDP能耗前兩年只下降了5.5%。環境污染形勢不容樂觀，水體污染依然突出，5000多萬畝耕地受中重度污染不宜耕種。霧霾防治形勢逼人，全國有60%左右的城市空氣質量不能達標。
節能減排與霧霾防治本就是同根之木，同源之水。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粗放，2012年用21.3%的總能耗創造了11.6%的GDP。工業結構趨重，2012年工業能耗、用電量、耗能產品產量又同比上升，對降低單位GDP能耗形成“兩面夾擊”之勢。十面霾伏的三大源頭則是工業污染、尾氣排放和燃煤取暖，其中燃煤對霧霾的“貢獻”占一次PM2.5顆粒物排放的25%。重度污染地區幾乎都是以重化工業為主的大中型城市，水泥、鋼鐵、焦化、火電廠、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屬冶煉產業是污染物的主要來源。因而要繼續強力推進節能減排，在火電、鋼鐵、水泥和有色等重點行業實施污染物排放新標準，計劃開工建設水電2000萬千瓦、核電335萬千瓦，風電、太陽能電站裝機8000萬千瓦、1600萬千瓦等。
2012年，我國制造業收入過90萬億元，占全球總量的五分之一，。但“五三低”的落后生產方式（投入、速度、能耗、排放、污染，低產出、低效益、低科技含量）不僅對節能減排“十二五”目標形成了巨大壓力，也造成了企業之間的惡性競爭，降低了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和能力，制約了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力度和速度。迄今為止，中國技術產業僅占制造業比重的12.5%，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達50%。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4年《經濟藍皮書》也指出，中國很多行業的端環節大量依賴進口。比如電子制造業規模，但端芯片的80%和液晶面板的70%依賴進口；鐵雖新晉“中國名片”，但軸承、輪轂和軸等關鍵零部件依靠進口；年產鋼鐵7億噸，但級鋼材每年進口七八千萬噸；檔數控機床的90%和檔數控系統的95%依賴進口；科學儀器和精密測量儀器基本由國外壟斷；端醫療器械70%~80%依賴價格昂貴的進口或外資品牌……
正因中國制造業核心技術不足，自主創新能力不強，多年來一直積極引進外資，希冀可以通過市場換技術實現引進消化再創新和技術外溢，從而實現自主創新和端突破。現實卻是先進技術和裝備一代代引進，消化創新乏力被動追趕；端產品和部件大量依賴進口，基礎制造仍然薄弱；而且在華外企形成了新的技術和市場壟斷，阻礙了民族企業的技術進步和發展壯大。
如果再解剖一下，極端的看法莫過于中國只是依賴西方的“裝修工”，而不是全球的“工程師”。不錯，中國制造雖有一些孤立的亮點，也在某些領域形成了點，卻還遠遠沒有形成面。各地的產業集群分散孤立，協作疏松低端混戰，合力集聚尚需時日，尚未形成如美國硅谷和128公路的電子業群、明尼阿波利斯的醫學設備業群，德國斯圖加特的機床業群、韋熱拉的光學儀器群那樣的體量水平。
有些人認為，既然中國民族工業還不強，創新和新技術又成為新一輪工業革命競爭的關鍵砝碼，就或多或少地希望在華外企能助推中國工業的創新升級。但在中國注冊納稅，并不意味著就沒有國別界限。從產權上看，比如可口可樂中國公司的產權無疑屬外國人所有，其秘方更不屬于中國人。從生產上看，跨國公司都是依照“技術生命周期”在進行貿易投資、實施國際分工，所謂的“全球流動”，實際上只是逐利資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動，先進的核心技術、關鍵工藝是跨國公司安身立命的根本，怎會授之于人？從技術上看，這些企業的技術創新也絕對不是中國的技術創新。在華建設科研中心也只不過是利用中國便宜的科技資源而已，視之為科技進步不過是冠冕堂皇的托辭。
那機器人是中國制造業提檔升級的福音嗎？第三次工業革命對于中國真有那么美好嗎？
面臨問題之一，就業減少。中國制造的“比較優勢”是廉價勞動力，隨著勞動力成本的升，工業機器人的大規模應用必然導致就業減少。顯然，不可能再靠大量投資來吸納勞動力，象西方國家那樣發展服務業又不太可能，中國絕大部分工薪階層的收入還不足以支撐龐大的服務業隊伍。因此，有選擇地擴大內需，或許是惟一的選擇。
面臨問題之二，制造外流。同是使用工業機器人，成本價格相差不大，那中國制造的優勢又體現在哪里呢？在發達國家建廠的優勢是市場反應快、物流配送短，在欠發達國家建廠的優勢是生產要素價格低，極有可能導致端制造業回流發達國家，低端制造業向東南亞等低成本國家遷移。雖然產業在全球范圍的梯次轉移不可避免，但中國還處于重化工業后期，如果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浪潮稍晚一些，給的時間再寬裕一些，中國工業是能夠實現自然和逐步升級的。但歷史沒有如果，科技進步不存在假設，中國必須人為地、有計劃地加速這一進程，否則“拉美化”決非危言聳聽。
面臨問題之三，中國機器人能不能獨立自主地發展？如果可以，中國制造可以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占據一席之地。但目前我國工業機器人在總體技術上僅相當于國外90年代中期水平，關鍵元器件仍受制于人，90%依賴進口。近年來ABB、FANAC等國際巨頭紛紛在中國建廠，工業機器人價格逐年下降，制約了我國工業機器人產業的形成和規模化發展。如果再走“組裝加工”的老路，只怕又是依附型發展的一個縮影。
重商主義國富戰略流行長達300多年，其認為進口低端產品并出口端產品是好的貿易，而進口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是壞的貿易。目前，中國陷入進口端產品并出口低端產品和出口實物產品換取美元紙片的壞的貿易的邊緣，這并不是一條通向國富民強的大道。雖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保護幼稚工業和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理論好象已不合時宜，但德國和美國正是據此邁入工廠的。不管如何困難重重，中國的經濟和工業發展戰略永遠必須服務于本國國家利益和社會利益，而不是唯亞當·斯密是從，惟《國富論》獨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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