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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長期需求峰值出現，過去曾多次出現的短期過剩產能被長期需求增長所吸收的情景將不再出現，就會形成“真的”產能過剩。

　　近年來國內外對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討論增多，部分討論集中于供給因素，如中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同樣值得重視的是需求面的變化。在既定技術條件和預算約束下，任何一種需求都是有邊界限制的。目前人們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壓力。需要強調的并非短期的產能過剩，而是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來看的長期產能過剩。

　　轉換期易形成預期混亂

　　我們對第二次大戰以來的國際工業化歷史經驗進行了梳理，從中觀察到一個重要現象：一批成功的追趕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也包括歐洲的德國，在經歷了二三十年的速增長，當人均收入達到11000國際元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出現了增長速度的自然回落，平均降幅達到30%左右，有的降幅還要更大一些。對這樣的結果，我們也頗感意外。按同一口徑測算，2012年中國人均收入過9000國際元，而中國的增長路徑與上述成功經濟體較為接近，依此推論，中國有很大可能性在今后二、三年出現潛在增長率較大幅度的回落。

　　近年來國內外對中國潛在增長率下降的討論增多，部分討論集中于供給因素，如中國人口結構和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同樣值得重視的是需求面的變化。在既定技術條件和預算約束下，任何一種需求都是有邊界限制的。目前人們已經感受到了這種壓力。需要強調的并非短期的產能過剩，而是從整個工業化、城市化歷史進程來看的長期產能過剩。

　　一旦長期需求峰值出現，過去曾多次出現的短期過剩產能被長期需求增長所吸收的情景將不再出現，就會形成“真的”產能過剩。如城鎮住宅需求，2012年實際供給已經達到900萬套，長期需求的年度峰值約1300萬套，預計出現在2015年左右，此后很可能保持在既有水平，或出現負增長；汽車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將在2020年左右出現，今后一些年將基本保持略于GDP的增長率；鋼鐵、建材等重化工業產品的長期需求年度峰值已經或接近出現。住宅、汽車是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速增長的龍頭產業，基建和房地產投資占到近些年整個投資的一半左右，這些領域長期需求峰值的出現，預示著中國經濟速增長將觸到需求增長的“天花板”。

　　有人把這種變化視為中國經濟的“衰落”乃至“崩潰”，也有一些輿論在“硬著陸”的題目下討論這一問題�？磥怼罢J識問題”非同小可。

　　從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看，能夠在人均收入11000國際元的發展水平上出現自然回落，是追趕型經濟體成功的標志， 因為已經較完整地吸收了速增長的潛力。這一點與更多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經濟體相比，會看得更為清楚。其次，即使增長速度降低，每年GDP的新增量依然很大，只是與持續增大的總量基數相比，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例如，2000年時增長10%的新增量，到2012年只能推動2%或略多一點的增長；若要實現8%的增長，新增量至少要相當于當年的三倍以上。第三，今后一些年，為了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居民人均收入倍增目標，居民收入增速有望過GDP增速，老百姓的實際感受將會改善。還有，今后一些年即使增長速度降到7%或再低一點的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依然可望如期實現；從國際比較的角度看，屆時按現價美元計算得到的中國經濟總量有很大可能趕上或過美國，人均收入水平有望踏入收入國家的門檻。

　　中國經濟正經歷的是不同增長平臺之間的轉換，而非同一平臺上的短期波動。硬著陸或軟著陸此類概念較適合于后一場合，而在前一場合，使用此類概念易于產生這樣的推論：既然已經“著陸”，接下來就應該再次起飛，重返增長軌道。這顯然容易產生預期誤導。

　　宏觀政策主要基調是托底

　　國際經驗表明，增長階段轉換往往不會一帆風順。日本、韓國等就在這一時期出現過大的波動。其原因是，這一時期具有過以往的內在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例如，潛在增長率開始下降，人們的預期產生混亂，情緒波動較大；短周期（存貨調整等引起）變化與中長期周期變化相疊加，經常會聽到一些相互矛盾的信息；企業、政府及其他行為主體易于保持政策慣性，調整滯后，如此等。

　　從近期看，有兩種易于出現、因而需要防止的傾向。一種是“推”，試圖回到以往的增長軌道。在一些地方，政府換屆后增長沖動上升，可能助長這種傾向。有些機構對2013年增長速度的預測，似乎已經出現了這種狀況。另一種情況是“快落”。當短周期和中長期周期同向變化時，增長速度在短期內快速下滑的可能性加大。2012年上半年一度曾出現這種狀況。2013年，當短周期見頂回落時，尤其需要關注是否發生“快落”的問題。

　　表面上看，這兩種傾向方向相反，但現實中很可能互為因果，成為一個連續過程。短期內人為推速度，過潛在生產率水平，出現通脹壓力和金融風險。之后被迫調整，而一旦進入下行軌道，又可能出現“快落”，正所謂“大起大落”。

　　事實上，我們面臨著不同的速度組合。一種是大起后大落；另一種是速度適中，但穩定性、可持續性較強。幾年下來算總賬，可能還是后者的平均增速較。發展仍然是硬道理，現階段解決中國所有經濟和社會問題，必須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提出潛在增長率下降，強調增長階段轉換，并非不重視增長速度，而是為了在認清增長規律的基礎上，有效保持必要且可能的增長速度。這幾年講穩增長，在增長階段轉換期，“穩”的必要性更強，難度也更大，更應強調“穩”字當頭。能穩住，不出現大的起落，就是很大的成功。

　　因此，增長階段轉換期的宏觀政策的主要基調是“托底”而非“推”。能保持7%～8%的增長就很不錯，如果出現過熱苗頭，應及時剎車；另一方面，要將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防止“快落”上，做好必要的政策和項目儲備，一旦問題出現，能及時有效地出手。如果轉換過程較為順利，二、三年就可能進入中速增長階段，這個階段的增長均衡點是多少還有待觀察，可能有一個探底或“試錯”過程，估計將落在6%～7%之間。

　　尋找新階段的增長動力

　　十八大報告提出我國仍處在大有可為的戰略機遇期，但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將發生變化。新增長階段將會具體體現這種變化。

　　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增長階段主要是“鋪攤子”，新階段則主要是“上臺階”，而且是兩個臺階，產業升級和創新。簡單地說，以往30多年的增長階段，主要由農業轉向以工業為主的非農產業，一方面為農村大量的潛在失業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顯著提升了勞動參與率；另一方面，由于農業和非農部門之間巨大的生產率差距，勞動力在部門間的重新配置，大大提了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

　　進入新增長階段后，勞動力在農業和非農產業之間的轉移仍會持續，但速度逐步放緩，提升效率的重點將轉向非農產業的行業內和行業間。國際經驗表明，行業內的競爭和重組淘汰低效率企業，能夠顯著提升生產率。與此同時，隨著農業產業化、現代化的加快，農業部門的生產率也將趨近于非農產業的水平。這樣一個變化圖景，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推進的過程。

　　在這一背景下，新增長階段將可能涌現一系列新增長點。

　　基礎設施投資。投資增長仍有較大潛力，如鐵、地鐵，中西部地區的交通設施等。問題是如何在防控風險、提效率的基礎上促進投資增長。

　　城鎮化。未來20～30年內，中國的城鎮化率應該還有20個百分點以上的增長空間，涉及2億多人。現有城鎮常住人口中，仍有近20個百分點的非戶籍人口。有研究認為，這部分人群解決戶籍問題后，其消費將會增長30%左右，相當于六個百分點的農民進城對消費的拉動效應。

　　產業升級。2010年，中國工業增加值率是23%，而日本是31.4%，美國是38.5%。如果通過產業升級，達到與日、美相同的水平，就有30%～70%的提升空間。

　　消費升級。收入倍增規劃的實施將有助于提升消費比重。城市中等收入群體（中產階級）是拉動消費增長的主要力量，預計這一群體的比重到2020年將達到45%。

　　更大程度、更質量地融入全球分工體系。通過改進貿易和投資活動，提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并在某些領域形成新的競爭優勢，如與基本建設能力相關的對外貿易、勞務輸出和投資等。

　　創新。中國在不少領域已經表現出巨大的創新潛能。除了技術創新外，商業模式創新也不容低估。

　　注：本文摘編自《中國經濟增長十年展望（2013-2022）——尋找新的動力和平衡》，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標題有改動。